產科寒冬已至

新生人口的變化，它在微觀上又連接著科室醫護人員的職業生涯，宏觀上反映著這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人口紅利消失，存量經濟到來。

文 | 于煥煥

編輯 | 徐卓君

沒有哪個科室能比產科更清楚新生人口是從何時、如何一步步地減少的。

根據最新的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0年全國住院分娩活產數約為1203萬人，較2016年的1846萬減少了近35%。

降薪、砍病床、分流醫護人員、急速拓展新業務，公立醫院想盡辦法彌補分娩量下滑帶來的損失；

退市、轉賣、離場、欠薪、裁員，民營婦產醫院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寒潮。

新生人口的變化，它在微觀上又連接著科室醫護人員的職業生涯，宏觀上反映著這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人口紅利消失，存量經濟到來。

大躍進

2016年下半年，全面二孩政策放開不過一年，某三級醫院婦產科主任高鳴敏銳地察覺到，建卡量漲不動了。第二年，科室里住院分娩量開始走低，收入下滑。

為此，高鳴和院領導發生了爭執，領導無法接受高鳴給出的“生育量下滑”的解釋——“全國都在鼓勵生二胎，產婦怎么可能會減少呢？”

還是這兩年，紀實電影和紀錄片版《生門》先后上映，鏡頭掃過2013年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婦產病房外的過道，一張連著一張的病床上躺滿了患者。醫生向著急入院的孕婦家屬解釋，“走廊加床已經加不進去了”“現在連坐的地方都沒有”。

二胎政策施行后，累積的生育需求集中釋放，加劇了資源不平衡的矛盾，孕婦們擠爆了三級醫院產科病房，“一床難求”的聲量又提高了八度，淹沒了以高鳴為代表的微弱而另類的聲響。

2016年下半年，為解決“建檔難”和“一床難求”的問題，國家衛計委要求各地在摸清現有產科服務資源的基礎上調整存量，三級醫院可將特需病房調整為普通病房等方式增加產科床位，縣級醫院新增產科床位8.9萬張；同時要求分級建檔，合理分流，加快人才培養，爭取 “十三五”時期增加產科醫生和助產士14萬名。

公立醫院開足了馬力，增加床位和人手。為此，臨沂市平邑縣人民醫院擴建了一個病區，開放床位由96張擴增了一倍變成了192張，加床最多可達237張，護理人員由28人增至45人。

山東省某縣婦幼保健院副院長牟芬告訴八點健聞，囿于場地限制，該院無法擴增床位，但為應對生育高峰還是增添了人手。

公立資源供不應求的困境一時難以扭轉，相對靈活的社會資本卻從中看到了機遇。婦產專科醫院是民營醫療的起手式，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到2014年間，民營婦產專科醫院從23家擴張到了460余家。

而這其中又以莆田系資本為主，2015年，弘暉資本管理及創始合伙人王暉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稱：“中國的民營婦產醫院，莆田系應當說占據了90%以上的份額，在目前中國二線以上的城市中我還沒有看到沒有莆田人所開醫院的城市。”也是在這一年，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旗下林玉明所創建的和美醫療在港股上市。

在暴增的床位供給和分娩量之間，醫生，特別是能鎮場子撐門面的資深醫生，依舊是稀缺資源。一時間，婦產科醫生或出走加入、創辦民營醫院，或多點執業坐鎮私立婦產醫院，形成了一道風景。

16年的生育小高峰與不平衡的產科資源配置，是無法為高鳴和其領導的爭執提供答案的。

各種聲音交織的迷霧之中，有人看到了黎明前夜、即將爆發式增長的婦產兒市場，有人看到了二胎紅利將短期釋放不可持續的隱憂，但回過頭來看，那時的公立和民營婦產體系都規劃好了美好的未來：

公立體系將快速增加床位、人員供給，疏通分級診療通道，以應對生育高潮及越來越多的高危妊娠；民營體系將縱向發展月子中心、產后康復等高毛利的消費型業務，通過“優質服務”的招牌攬客。

除了醫生的流動外，二者還有一段互通有無的蜜月期，即產婦在公立醫院生產，在民營醫院“坐月子”。

然而，看似千帆競相，實則暗流洶涌。被忽視的生育意愿，資本驅動下脫韁的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中擴增的床位和醫護人員，都將成為日后改寫行業格局的關鍵因素。

“產科一關，醫院立馬盈利了”

2017年以后，擴建好了床位、搭建好了團隊、敞開了肚皮準備大快朵頤的公私立醫院產科發現，蛋糕在急劇縮水。

二胎政策前后，專家預測，“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國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將在未來 4-5 年間大幅提升，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在 2200-2700萬之間，與之相對應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楊婷、王芳等人據此測算，為應對生育高峰，我國大約缺73478-99004張產科床位。

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結果，我國2016年出生人口數，即全面二孩政策出生人口峰值為1786萬，17年為1723萬，此后連年下滑，到2021年降到了1062萬。

于是，整個行業被釜底抽薪，從民營到公立，由一二級醫院到三級醫院，產科門診量和活產數在2016年達到峰值后開始急速下跌，產科正一步步地萎縮，擴增的人員和床位成了負擔，疊加黑天鵝新冠疫情的影響，婦產醫療洗牌加速，至暗時刻忽然而至。

2021年3月25日，前述轟轟烈烈掛牌的和美醫療悄悄地退市了。自2019年4月就暫停交易的和美醫療因其莆田系背景和“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而備受關注。

醫療投資人林掌柜告訴八點健聞，生育率下降與疫情帶來的宏觀影響正將業績下滑但又上市無望的連鎖醫院逼入絕境，“部分醫院與投資人簽了對賭協議，要么上市，要么賠錢”。

單體醫院也躲不過洶涌而來的潮水。一位來自東北某四線城市的醫院管理者王力正計劃出售家族中一所有近二十年歷史的醫院，這家由婦兒專科起家的醫院前幾年光景好的時候年收入超千萬，如今只剩一百多萬，直接縮水9成。“生孩子的人少了，而且醫保趨緊，超額部分難回款”。

產科正成為醫院營收的掣肘。“產科一關，醫院立馬盈利了”，另一家中部地區的婦產醫院掌門人李晴感嘆，剖宮產、順產總費用不過幾千塊，每月生不了幾個，但產科團隊投入就有近二十萬。

消費升級與人口流動造成的患者流失對小城市小醫院來說是無能為力的，前述管理者告訴八點健聞，囿于當地醫院醫生水平，哪怕醫保不報銷，孕婦也會選擇臨市、省會甚至北京等地區中醫療水平更好的醫院生產，“但我們招不來厲害的醫生，招來也留不住”。

莆田系賴以為生的營銷推廣手段也無法拯救頹勢。李晴曾請過莆田系運營團隊來拉客，結果線上廣告投了百萬沒效果，線下廣告有監管，“莆田那一套玩不轉了”。

往無底洞里砸錢連個響也聽不到，投入了幾千萬后，李晴的老板也決定賣醫院。

在一個萎縮的市場中激烈競爭，其結果可想而知。和美退市后，資本對婦產醫療徹底失去了信心。民營婦產機構陷入了惡性循環，“一家醫院從決策到投資，周期至少3-5年，二胎放開后的一個周期內，大家賭需求量會上漲，所以加大了投入。結果，醫院分娩量越來越少，業績下滑，無法保證員工薪資，醫生流失，運營狀況越來越差。這一周期沒收成，下一周期的投入又開始了，慢慢地投資人也跑了”，同濟大學附屬第一婦嬰保健院教授段濤分析道。

比起民營機構資金退場的困境，公立醫院雖不至于無依無靠，但日子也越過越緊。

“這幾年服務價格沒有調整，收費標準不變，而且藥品、耗材變成了零加成，產科服務項目也沒有明顯增加”，牟芬告訴八點健聞，“產科收入肯定是很大幅度下降的”。

陜西省略陽縣人民醫院的余小琴刊文總結稱，這所二級醫院的產科正面臨著“無米之炊”的局面。

據牟芬觀察，在16年榮膺“最能生”省份的山東，19年后，多家三級醫院縮減了產科病房，有縮減了三分之一的，甚至也有二分之一的。由于工作量不足，產科醫護人員被分流到了其他崗位，“產科護理人員分流到其他護理崗位，產科大夫因為執業范圍的限制，只能分流到婦科、不孕不育、內窺鏡甚至一些行政科室”。

高鳴則注意到，一家業內知名醫院的產科病區由6個砍到了3個，產科醫護收入迅速回落，跌到了十年前水平。

公立醫院開始搶民營飯碗，

民營怎么辦？

中國疾控中心婦幼中心的劉艷輝通過監測北京、武漢、成都、深圳四個城市在2014-2019年間產科資源供給與配置情況發現，在二胎政策調整前后，四座城市的公立三級、二級、一級與民營機構產科資源依然是“閑置”與“超負荷”共存，而且強者恒強，弱者恒弱：

“公立二級、公立一級和民營助產醫療機構每千活產擁有的產科床位數均高于17張，產科床位使用率均低于相應標準要求，產科床位資源閑置和助產服務萎縮現象越來越明顯。”

只要有床位，醫院總會想辦法把它填滿。

在冷熱不均的婦產行業中，一線城市的頭部醫院產科永遠不缺病人，但多數醫院的產科病房轉變成了其他科病房，曾經躺滿產婦的病床上現在躺著的是婦科、中醫、兒科、急診病人，甚至有可能是體檢患者。

高鳴提到一個有意思的插曲，“前不久，我們有一個產科群，順應行業趨勢要改成婦科群，管理員要求改行的留下，還做產科可以離開，結果半天就改完滿員了。產科轉婦科很容易”。

另有公立醫院走起了民營醫院的路子。過去由于種種原因，“高冷”的公立醫院產科往往局限于“生孩子”等業務，“優質服務”則是民營醫院的廣告詞，但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楚河漢界，不再分明，公立醫院騰出了病房和人手拉長了服務線，開始參與競爭激烈的月子中心、產后康復等服務業務。

醫院之間不再搶奪病源，而是在爭取“客戶”，段濤認為婦產醫療的理念已經發生了改變， “增量時代不愁病人，你只要把生孩子婦科手術做好了就行。現在客戶越來越少，一旦你獲客了，你就需要把它的全生命周期業務準備好，比如產康、醫美、月子和兒科。這對患者來講是一件好事情，公立醫院的服務意識提升了，患者選擇空間大了，排隊時間縮短了”。

2019年末，四川省廣安市宣布計劃到2022年建設婦產科單間300間、雙人間100間，讓“60%的產婦能夠在公立醫院享受單間病房服務，40%的產婦將住上標間”。前述一家急于轉手的民營醫院便位于廣安市。

2021年10月，遼寧省一所三甲醫院——朝陽市第二醫院宣布其全市首個家庭式高端婦產科綜合病房正式投入使用。

2020年，安徽省婦幼保健院西院、長興縣婦幼保健院、曲靖市第一人民醫院北城醫院、綿陽婦幼保健院等一批公立婦產專科醫院設立月子中心，“搶民營飯碗”。

“公立醫院擴張一般有政府資金支持，新建醫院往往比私立醫院條件還好，再加上醫生好，品牌好，成本低，民營婦產醫院怎么跟人家競爭呢？”

段濤感慨著物是人非，“許多單體和連鎖婦兒醫院在尋求變賣，很多第一屆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婦產科分會的成員已經不在原來的醫院了，甚至是徹底離開了醫療行業”。高鳴在苦口婆心地勸誡相識的投資人切莫繼續投資婦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