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費追繳后續 比起未來可能的“增量”
社保對于員工來說，是一種生活的保障，是很有必要繳納的。常州市裕華玻璃有限公司的大門前停著幾輛面包車，偌大的院子只剩下一個門衛，顯得冷冷清清。不時有收廢品的騎著小三輪車進進出出，經過門口，門衛也只是瞅一眼，便揮手放行。
“廠子已經關閉，工人們都遣散回家了。”這名門衛透露，裕華玻璃是兩個多月前關停的，“說是環保不達標。”
《中國新聞周刊》從裕華玻璃所在的春江鎮圩塘辦事處一名工作人員處了解到，為落實“長江大保護”，常州市對沿江化工企業進行了集中清理和整治，在化工企業較為集中的春江鎮，這一年已關停了不少企業。
裕華玻璃是鄉鎮企業起家，建廠初期，由于技術水平不高，產品附加值較低，一直處于虧損狀態。上世紀80年代，李良大接手后，企業逐漸扭虧為盈，特別是獲得藥瓶生產許可后，曾一度輝煌，員工多達近千人。這幾年，企業利潤下降，加上環保壓力，很少招聘新員工，隨著一些老工人紛紛退休，關停前，企業只有100多人。
不久前，常州市稅務局一紙“追繳社保費”的訴狀，讓這個規模不大的企業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甚至具有了某種“風向標”意味。
追繳
8月23日，江蘇省常州市新北區人民法院發布行政裁定書，對于常州市裕華玻璃有限公司10年間欠繳的社會保險費準予強制執行，共計180萬元。
值得關注的是，早在2017年12月，江蘇省常州地方稅務局第五稅務分局就對裕華玻璃有限公司作出對欠繳十年的201萬元社會保險費征收決定，企業卻遲遲沒有全額繳納。半年后國地稅合并，新成立的常州市稅務局于7月31日作出履行催告書，要求裕華玻璃在10日內繳納剩余欠款，依然未果，這才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盡管行政裁定書作了詳細闡述，依然引發輿論強烈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后，企業對社保費負擔上升的擔憂。
根據中辦、國辦印發的《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從2019年1月1日起，各項社保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由于稅務部門掌握企業和個人收入信息，特別是社保費進入金稅三期系統后，漏繳、欠繳社保的行為將無處遁形。
目前，中國各地社保費以統計部門發布的上一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確定繳費基數上下限，以基300%作為上限，60%作為下限，企業和個人按比例繳納社保費。
然而，為了減少社保費支出，長期以來，一些企業隱瞞實際工資水平，將社保繳費按最低工資標準或基數下限繳納，甚至不繳社保費。
根據第三方機構51社保發布的《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7》顯示，中國基數合規企業比例從2015年的38.34%大幅下降到2016年的25.11%，而2017 年基數合規企業比例僅為24.1%，到2018年雖然略有回升，但仍不是三成。可以預見，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社保費后，基數未合規企業和個人或按照實際工資繳納社保費，將大大增加社保支出。
比起未來可能的“增量”，更令企業擔憂的是，過去的欠費是否會被追繳？
按照當地政府的要求，6月15日，黑龍江省稅務局成立后，省稅務局、人社廳、財政廳發布的1號公告就是《關于依法規范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繳費的通告》，并宣布從8月1日起，組織全省基層單位開展基本養老保險費征繳專項整治行動，要將勞務派遣公司、物業保安公司、建筑施工企業、季節性用工較多企業列入重點，依法加大檢查和處罰力度，嚴厲打擊應參未參、應繳未繳行為。
在民營經濟較為集中的江蘇省，最近常州、連云港、蘇州、南通等多個地區稅務局紛紛對欠費企業下達社保費文書送達公告。
據《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常州市稅務局在機構合并后不到兩個月時間里，先后發布了四次公告，涉及欠費企業共計2352戶。欠費時間少則數月，多則十幾年，欠費金額也從幾百到數十萬元不等。
也正是在這個時刻，裕華玻璃被追繳十年社保201萬元的消息，成為了一觸即發的導火索。
“以前也不是不繳社保，只是采取退休后一次性補齊的方式，每年退下來幾個人，壓力也不是很大。”裕華玻璃的門衛說。
常州市稅務局的一位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事件的來龍去脈。裕華玻璃因環保問題停產后，無法再按以前的方式繳納社保，而在所有社保項目中，醫療保險是最為急迫的，于是就有工人將企業告到了社保和稅務部門。此后，稅務部門跟李良大多次溝通，李良大也陸續補繳了部分醫療保險，無奈數額巨大，無法在短時間內補齊，只能拖著。
對于社保和稅務部門而言，企業雖然關停了，但由于社保賬戶有欠費無法注銷，久而久之，就成為了壞賬，只能通過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這樣一來，即使無法補齊，也可以申請核銷賬戶。
“對裕華玻璃的社保費追繳，只是個案，并不具有普遍性。”該工作人員回應說。
博弈
早在各地紛紛開展社保費追繳工作之時，國家稅務總局尚未出臺社保費追繳的相關政策，和以往自上而下的開展工作不同，此次追繳更多是在地方政府的壓力下各地稅務部門的行為。
在這背后，各省的出發點卻各不相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黑龍江其實并未開始實質性的追繳工作，只是在機構合并后，以通告形式將職責告知。而江蘇則是因為在此前的審計過程中，被查出社保費沒有應收盡收，社保部門通過再次核定，以公告形式對欠費企業進行告知”。
在此前國地稅合并之時，多位專家曾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看似簡單的機構合并，其背后是中央和地方收入的博弈。合并之后，原來省以下垂直管理的地稅部門劃入中央垂直管理，稅收也統一進入中央庫，中央和地方再進行收入分成，地方可自由支配財力大大減少。
目前，社保費仍由屬地統籌，因此，在各地追繳的同時，“地方政府想借機增加財政收入”的說法不絕于耳。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則解釋說，“將社保費交由稅務部門征收統管的目的，從企業層面，就是要把企業交的稅費理清，最終目的是為企業減輕負擔。”
據了解，現行中國的社保費征管方式有三類，一是社保經辦機構征收，比如北京、上海等；二是“社保核定、稅務代征”，比如江蘇、安徽、湖北等；三是稅務部門全責征收，如廣東、浙江等。
胡怡建表示，目前全國包括計劃單列市在內的36個省市，社保費由稅務部門征收的就達24個。如果由其他部門征收，也許只知道征收這部分的基數，但這筆費用會對企業造成多大影響，無法全面了解、統籌安排。只有全部交由稅務部門，摸清底數后，才能為下一步減費降負打下基礎。
“目前江蘇的社保費征管還沒完全劃轉到稅務部門，依然由社保部門根據企業申報的信息，在系統里核算出一個社保費繳納數，稅務部門只負責征收，對于一直欠費的，才會發布告 知。”江蘇省稅務局一名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這都是日常的工作，以前也是這樣做的，并非突擊追繳。”
按照常州市稅務局下發的告 知，《中國新聞周刊》聯系了數位欠費在10萬元以上的企業負責人，發現不少企業早已關停。一個公司規模在20人以下的小微企業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的企業在四年前已經零申報，數年前和幾個離職員工因為勞動糾紛鬧上法庭，后經調解，現金補發了欠發的幾個月工資和社保，對方卻并未存進社保賬戶，也未及時辦理人員核減手續，由此公司社保賬戶出現缺口，后來新進員工的社保費不得不用來填補前面的缺口，形成惡性循環。
他曾多次向相關部門反映，卻被告知需拿到那幾位離職員工的證明才能重新核賬，這對于他而言并非易事，只能拖了下來，“每年都要為這個問題去跟社保、稅務部門解釋。”這位企業負責人抱怨道，“后來我也生氣，干脆不申報了，但是因為有社保缺口，企業在工商那里也不能注銷，現在公司的社保賬戶就我自己了。這十幾萬中間，有七八萬是我的，我自己欠自己的社保，你信不？”
按照告 知，企業需要在接到通知15日內補齊欠款，否則根據欠費時長，按日繳納千分之二或萬分之五的滯納金，也可在60日內向相關部門申請行政復議，或在6個月內向法院起訴。
但多個接受采訪的企業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不具有短期內還款的能力，“失信就失信吧，反正我年紀大了，大不了不坐火車，不坐飛機了。”一位自稱年事已高，早已離開常州的小企業主這樣說。
《中國新聞周刊》對這些欠費較多的企業工商信息進行梳理發現，其中不乏一些因欠稅或借貸糾紛被列入失信執行人的企業，也有一部分涉及勞動糾紛。
在長期研究社會保障工作的全國政協委員、對外經貿大學教授孫潔看來，社保費由稅務部門征收，更大的意義在于實現社保費的全國統籌。
當前，中國基本養老保險省際不平衡問題嚴重，按照國際通行的撫養比，即參保職工人數與領取養老保險待遇人數的比值，可以顯示出養老保險基金的壓力。根據去年年底發布的2016年社保報告，中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撫養比為2.75：1，也就是不到三個人就要養一個人。
在中國，人口流入密集的廣東企業養老保險撫養比最高，為9.25：1，福建、北京撫養比也都在5：1以上，而人口流出省份黑龍江撫養比全國最低，僅為約1.3：1。根據2016年社保報告，黑龍江、青海、吉林、遼寧、河北、天津、陜西、湖北、內蒙古、海南10個省市區和新疆兵團的可支付月數在10個月以下。而與之相對應的是，據《財經》統計的信息顯示，廣東、北京等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最多的7個省市占2017年全國結余的三分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