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擬立法禁止雙非孕婦來港生子以減輕負擔
“行之正道，穩中求變”
記者：你覺得是什么力量讓你在這次選舉當中勝出，施政綱領中哪一項打動了香港的民眾?
梁振英：我不敢說是打動了香港市民的心，現在的選舉制度是1200個選舉委員投票選出行政長官當選人之后，由中央任命。雖然香港一般市民沒有投票權，但行政長官必須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和認同，所以我在任命期間用香港話來說，是“下去”，用內地的話說是“走基層”，講解我的政綱，主要還是聽各方面的情況，強調民間智慧，這一行為得到市民的認同。
同時在政綱我提出八個字“行之正道，穩中求變”，香港社會過去一段時間累計的問題不少，出現了停滯不前的局面，市民求變的呼聲比較高。我提出這個“變”不是大變、突變而是穩中求變，我知道內地也有這個說法，概念也差不多，但是我的重點還是放在變。
記者：你提到“行之正道”，具體含義是什么?
梁振英：“正道”是每一個政府，每一個從政者必須嚴格遵守的理念。“正道”體現我的核心價理念：包括對人民負責、廉潔奉公;我們要向人民開誠布公，我要求我的團隊，更要求我個人在施政過程中貼近民意，了解民情，這些都是正道。
“貧富懸殊，是個大問題”
記者：你的整個施政綱領非常強調改善民生，您怎么看待香港民生目前的狀況?
梁振英：民生問題對政府來說是重大問題，香港的民生問題，一個是住房問題，香港房價比較高，租金比較高，過去八年房子落成量一直下滑，造成比較突出的供需矛盾。一方面我們要維持樓價的穩定，另一方面要該適當增加土地供應量，調節房地產市場。
第二個方面醫療和老齡化的問題，這兩方面都是民生問題中比較突出的。
記者：你反復強調一點，希望改變香港社會中貧富懸殊的現狀，你上任后，怎樣改變這個狀況?
梁振英：社會上貧富差距過去幾年較大。我關注不是差距問題，而是貧窮問題。富裕的問題我覺得并不是我工作的方向——越來越多香港人變成富人，是我們值得恭喜的事情。
現在香港有相當一部分居民收入偏低，這是一個大問題。所以幾年前我就主張在其他政策都失效的情況下，立法制定最低工資。這一政策去年勞動節那天開始實施，效果相當不錯。
記者：我們注意到在解決貧窮問題上，你提出要為基層人士特別是年輕人提供向上流動的空間，這是否和你的個人經歷有關?
梁振英：跟我的經歷有一定關系。我們那一代，50年代在香港出生，離開學校正碰上香港經濟發展旺盛期。那個年頭，要是好好干，年底老板如果不加薪20%、30%，你就要跳槽。
我過去工作的公司，給予自己公司的人以機會，代職培訓。我能把握好這個機遇，慢慢地也提拔到上面去了。我個人經歷說明，給年輕人培訓的機會，表現自己的機會，他把握住，最后就可以成才。
“家是香港”
記者：您一直參與了香港回歸的進程，到現在香港回歸即將15周年，你心里怎么理解回歸?
梁振英：回歸有兩重意義，一個是法理上的回歸，1997年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成立特別行政區，通過基本法落實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另一方面香港由外國政府管制了一百多年，我們應該在人心的回歸方面做好工作，這個工作是一個長時間的工作，包括國民教育，也包括國家的歷史各方面教育。
香港社會中有一些現象值得注意。比如說你在路上碰見一個朋友，拎著大包小包出門，你問他到哪里去，他說我去中國。這個人就搞不清香港和中國的關系。畢竟香港在管制上脫離了國家很長一段時間。
記者：你個人有沒有深切地感受到香港回歸變化的細節?
梁：我剛從英國留學回來，到內地去講課時是23歲。那時候香港每天過關到深圳去的，大概是40個人左右，現在一天20萬人。
記者：在人心回歸方面，你特別愛說一句話叫“家是香港”，為什么?
梁振英：我提出說家是香港，意思是香港幾百萬人是一家，我們在這個城市生活，有共同的未來。我們應該有更深厚的感情，不僅是一個共同的空間關系。
我們經歷了父母那一代想著回內地，也經歷了80年代香港人的移民潮。現在香港回歸了，這十幾年我們慢慢發現越來越多、越來越好的條件可以讓香港人更團結。
“我請大家宣傳”
記者：“雙非”(父母均不是香港人)孕婦頗受內地和香港的關注，對“雙非”孕婦你提出2013年4月后零配額，是出于什么考慮?
梁振英：這是很多內地朋友關心的一個問題，請大家給我宣傳一下。首先，從2007年到現在，香港平均每年有三萬“雙非”嬰兒出生;香港居民的孩子平均每年出生四萬，前者的比例是非常大的，給香港的醫療系統造成沉重的壓力。不少香港孕婦預約產房非常困難，香港社會很有意見。
第二，這些“雙非”寶寶出生了，根據法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我們的統計處做調查，有一半內地的寶寶以后可能回香港上幼兒園、小學等等。我們一算，發現香港每一所幼兒園都必須增容30%，才可以滿足這個需要，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記者：你認為“雙非”嬰兒會給香港社會帶來難以承擔的負擔?
梁振英：是的。我在政綱里面這樣承諾，我說在沒有全面了解“雙非”孕婦來香港生孩子對香港各種社會服務造成的影響之前，2013年的配額是零。我當選后就做了這么一個聲明，香港的醫院也很配合，停收2013年從內地來的孕婦。
我請大家幫忙宣傳一下，有一些中介機構在內地對這個政策、對香港的情況做不實的宣傳，我們也走了一些法律途徑去起訴這些中介。
記者：以后的相關政策趨勢會是什么樣子?
梁振英：現在這個政策就這樣定了，同時我們也正在考慮法律上的做法，使得我們能夠落實基本法中，關于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立法的原意。當年我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的秘書長，我認為內地居民來香港生的孩子變成香港永久居民，這個不是當年立法的原意。往后，法律方面我們也要采取措施。
“元素”梁振英
非典斗士
2003年3月，香港“非典”肆虐，九龍的淘大花園疫情嚴重，眾人都避之不及。就在此時，梁振英帶領香港專業協會的人士進入淘大花園，改造了樓區的排水、通風系統，并親自監督完工，防止了疫情擴散。香港議員、淘大花園業委會主席葉興國說：“這件事梁振英從來沒有自吹自擂，沒想從中撈取任何政治利益或好處。”
漲薪老板
梁振英在各個場合呼吁重視香港的貧富差別。他寫信給十幾個商會，呼吁提高基層工資。并身體力行，首先在自己的公司，將員工的最低工資上調。目前在戴德梁行，即使是最基層的員工，也沒有低于8000港元的工資。
強硬派
在對待“雙非”孕婦問題上，梁振英態度十分決絕，因此被稱為“強硬派”。梁振英解釋稱，自己做事果斷，給人感覺像是能在短時間內便決定做一件事，其實背后是經過長時間的鋪墊及思考：“如雙非問題，我也是經過長時間的研究，好幾個月的聆聽民意，才做出2013年零配額的決定。”他坦言，“強硬派”只是“美麗誤會”。
內交提倡者
在香港，梁振英被視為第一個在港提出并堅持鼓吹“內交”的人。所謂“內交”，就是香港與內地的交往。作為香港專業聯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動香港10個專業團體5萬多專業人才加強與內地交流。
打工皇帝
梁振英不到30歲已經成為英資測量師大行200年來最年輕的合伙人。年薪就已經高達上千萬港元，梁振英被譽為“打工皇帝”。
記者：我們注意到在解決貧窮問題上，你提出要為基層人士特別是年輕人提供向上流動的空間，這是否和你的個人經歷有關?
梁振英：跟我的經歷有一定關系。我們那一代，50年代在香港出生，離開學校正碰上香港經濟發展旺盛期。那個年頭，要是好好干，年底老板如果不加薪20%、30%，你就要跳槽。
我過去工作的公司，給予自己公司的人以機會，代職培訓。我能把握好這個機遇，慢慢地也提拔到上面去了。我個人經歷說明，給年輕人培訓的機會，表現自己的機會，他把握住，最后就可以成才。
“家是香港”
記者：您一直參與了香港回歸的進程，到現在香港回歸即將15周年，你心里怎么理解回歸?
梁振英：回歸有兩重意義，一個是法理上的回歸，1997年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成立特別行政區，通過基本法落實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另一方面香港由外國政府管制了一百多年，我們應該在人心的回歸方面做好工作，這個工作是一個長時間的工作，包括國民教育，也包括國家的歷史各方面教育。
香港社會中有一些現象值得注意。比如說你在路上碰見一個朋友，拎著大包小包出門，你問他到哪里去，他說我去中國。這個人就搞不清香港和中國的關系。畢竟香港在管制上脫離了國家很長一段時間。
記者：你個人有沒有深切地感受到香港回歸變化的細節?
梁：我剛從英國留學回來，到內地去講課時是23歲。那時候香港每天過關到深圳去的，大概是40個人左右，現在一天20萬人。
記者：在人心回歸方面，你特別愛說一句話叫“家是香港”，為什么?
梁振英：我提出說家是香港，意思是香港幾百萬人是一家，我們在這個城市生活，有共同的未來。我們應該有更深厚的感情，不僅是一個共同的空間關系。
我們經歷了父母那一代想著回內地，也經歷了80年代香港人的移民潮。現在香港回歸了，這十幾年我們慢慢發現越來越多、越來越好的條件可以讓香港人更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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