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問“屏幕改變命運” 直播教育的作用是否被夸張？
開直播已經是很常見的一件事情，作為教育開直播合適嗎？12月14日，星期五，祿勸縣第一中學，下午放學前，有學生出入校門時，被門衛攔住索要老師批的請假條，一旁墻上的校規顯示，對住校生來說這是一座半封閉式學校。
《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近日一篇《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的報道，引發輿論對于該校和“成都七中直播班”的關注。相比于網上聲音的此起彼伏，該校似乎沒受任何影響，校門口豎立的一塊巨大牌子上印著今年分別考取北大清華的兩名學生的名字，向外界展示著直播班的“成功”。
“上世紀80年代考了一個清華、一個北大，之后整個祿勸縣再沒有出現考取北大、清華的學生，直到今年直播班考上了兩個。”祿勸縣民族實驗中學黨總支書記曹映芬告訴澎湃新聞。
據其介紹，祿勸縣每年從初中畢業生中選出480人，進入8個直播班，由祿勸一中和民族實驗學校輪流開設，比如剛畢業的2018屆學生在民族實驗中學就讀，2019屆則在祿勸一中，2020屆再回民族實驗學校，“就像坐莊”。師資方面，則由兩校分別派出4個班（兩文兩理）的任課教師。
成都市教育局提供給澎湃新聞的數據顯示，現在，每天近8萬名遠端學校學生與成都七中同時上課。那么，開一個直播班是否增加了學校和學生的經濟負擔？直播班的生源構成是否存在不公平的現象？成都七中教師是否讓遠端教師成為尷尬的“助教”？改變學生命運的是“屏幕”，還是學生自己？直播教育的作用是否被夸張？
1、開直播班要花多少錢？
據祿勸縣民族實驗中學黨總支書記曹映芬介紹，2007年，祿勸縣教育局信息科引入了成都七中的網絡直播，因為是新生事物，當時教育局沒有大力倡導，讓該縣一中和民族實驗中學進行嘗試。另有相關人士稱，起初需要投入資金，因民族實驗中學財力薄弱未能成功引入，當時一個班的投入需要10多萬元。曹映芬坦言，當時一個學校一年的辦公經費都沒這么多。
祿勸一中主管網絡辦學點的副校長吳飛告訴澎湃新聞，目前每個直播班每年會向成都七中交6—7萬元的資源使用費，其中文科班每年6萬元，理科班每年7萬元，這并不包括設備費用，該費用無需學生承擔，全由政府財政支出。
位于廣西偏遠地區的平果中學2015年引進成都七中直播班。微信公號“看天下微雜志”曾在今年10月20日的報道中提及，“對接一個直播班，每學期的標準收費是7萬元”，成都七中東方聞道網校給該校打了折扣，“每年3萬元”。當然，直播班開設成本不僅僅是這些。“衛星信號接受設備花費近三十萬，又加蓋了兩間配套廁所和辦公室。”平果中學副校長黃都永說。
中國政府采購網顯示，甘肅文縣第一中學今年6月曾就采購“成都七中網校全日制遠程直播教學”項目發布公告，其中提及，文理科各設一班，首屆直播資源服務費為“三年28萬元”，且包括衛星設備費在內。
云南永善二中則在6月25日通過官方微信發布的直播班招生帖中稱，為了給莘莘學子尋求一條成功學習之路，“不惜重金(每年30萬元)聯手成都七中”組建直播班，計劃招生80人，一文一理兩個班。
根據江西省宜春市財政局政府采購管理辦公室今年8月在網絡上公開的一份采購征求意見公示顯示，江西省宜春實驗中學將開設成都七中網校全日制遠程直播教學項目，擬采購直播教學衛星通訊設施設備及三年運維服務，預算金額為20.5萬元，費用由政府承擔。
2、誰有資格上直播班？
平果中學引進直播班并最終培養出了2018年廣西省高考理科狀元曾楷徽。現在，曾楷徽入讀清華大學已有三個多月，他適應了北京冬季的寒冷，但仍能感受到和同學之間的“差距”。“他們普遍都有出國經歷，初、高中都在搞競賽、科創。”曾楷徽對此有些“羨慕”。
在廣西省那個偏遠的平果縣城，曾楷徽和他的直播班同學們是整個學校的“希望”。據“看天下微雜志”報道，平果中學為留住優質生源，2011年建立初中部，從中選出最優秀的一撥學生組成“小班”，目的是讓這部分學生初中畢業后輸入本校高中。“全校就這一個直播班，由學校初中部畢業生里挑選出35個成績最好的組成。”曾楷徽說。
就澎湃新聞接觸的多所中學而言，能夠進入直播班的學生，成績均在中上游。上述永善二中在招生帖中稱，該校“品優班”（即直播班）的口號是：“給我一個優秀生，還你一個一本生。”該校擬定的招生對象是“應屆初中優秀畢業生，（中考成績）原則上不低于500分”。
位于四川涼山的甘洛二中2012年引進成都七中資源，目前每個年級都有兩個直播班。“學生都是經過分班考試進來的，（必須）考慮到基礎差的學生不能跟上成都七中的教學速度。”該校一名老師坦言。
作為四川省內的一所普通高中，邛崍二中的生源不算好，錄取的學生均多是當地重點高中挑剩下的，即便這樣，“能進該校直播班的學生都是（成績）排前面的”，中考分數一般能達到500分以上。“這跟成都七中學生一般600多分的成績相比，差距巨大。如果想要跟上成都七中的教學進度，成績得好、排名得高。”邛崍二中一名負責招生的老師告訴澎湃新聞。
據曹映芬介紹，通過祿勸一中這些年的摸索，從2015年開始，縣教育局主導整合優質教育資源，每年錄取480名直播班學生，由祿勸一中和民族實驗學校輪流教學。曹映芬說，每年除了有條件去昆明就讀的排名靠前的250多個學生，祿勸縣從剩下的中考生里，按照中考成績由高到低錄取480名。
3、直播班學生如何收費？
直播班成本高昂，會否導致學費高于普通班級，提高學生就讀門檻？
邛崍二中上述老師稱，該校直播班也有“家境比較貧寒但成績特別優異”的同學。“現在國家補貼以及助學金都比較高，并且直播班每學期學費和普通班是一樣的，280的書本費，加上一些別的收費，總共不到1000元。”
曾楷徽所在的平果中學，每年3萬元的直播服務費，平均到每一位同學，每人需要繳納1000多元學費，這與普通班學生所繳納的學雜費幾乎相當。上述甘洛二中的老師也向澎湃新聞強調，直播班學費合理，“只比普通班高一點”。
為吸引優質生源，有學校對入讀學生減免學費、重金獎勵。永善二中在招生帖中承諾，2018年中考成績位居全縣前300名的優秀學生就讀該校，按不同名次可獲3000元～12000元不等的政府獎勵，學校對以上學生在高中階段的學費、住宿費全部減免，并免費提供床上等生活用品。
但學生也需要付出學費以外的成本。四川仁壽新科高中去年開設“網絡實驗班”（即直播班），其在招生簡章中明確，學生需“購買平板電腦一臺”。
祿勸一中一名老師告訴澎湃新聞，直播班需要“智能化操作”，學生通過平板電腦答題，或在作業本答題后拍照上傳，老師也需要平板電腦批改作業。“人手一個平板電腦，都由自己購買，學生的2000元左右，老師的約2500元。”
祿勸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屬于脫貧攻堅的重點地區。據曹映芬介紹，2015年開始，因為脫貧攻堅的需要，祿勸縣實行高中三年學費全免的政策，由政府補貼，每個學生每學期補助1200元生活費。
祿勸縣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祿勸縣設立了教育扶貧基金3200萬元，實行農村家庭高中階段學生縣內就讀“三免一補”政策，2017年就實現了12年免費教育。
曹映芬稱，目前使用的網絡直播機是3萬元一臺的高清一體機，政府出資。讓學校為難的是，這個投入資金如果由學生家長出，顯然不合適，學生家長無法負擔如此高額的費用。“如果由政府財政出，外界又會質疑，說這是教育不公，錢都由這480名學生享受了，其余的學生又享受不到，反正就是作難。”曹映芬嘆氣。
4、成都七中和遠端學校如何溝通？
“七中老師負責教學設計，東方聞道網校負責運營。”成都七中參與直播教學的老師張東（化名）向澎湃新聞介紹，具體操作層面，七中老師將教案、作業和試題等提前提供給網校工作人員，網校工作人員負責將上述教學資料編輯美化并提交七中老師確認，確認后由網校工作人員提前一周將上述材料發放給遠端老師，遠端老師事先配合開展教學計劃。
教學前，遠端老師還會和七中老師召開線上教研會。而在教學進行過程中，由七中老師負責授課，網校工作人員負責導播——網校辦公地點和導播室均設在七中校園內。
張東透露，網校也會單獨向七中參與直播的任課教師支付薪水，金額由課時而定，每月數千元不等。此外，網校會邀請授課教師赴遠端學校做一些講座，同樣會有每次500～1000元不等的報酬。每年12月，成都七中會舉行教育研討會，網校每年都會大力支持協辦，包括人員邀請和辦會資金。
每學期每個網班都會有5～8家遠端學校的學生代表來七中交換學習一周，體驗七中的教學環境；七中老師也會不定期走訪數家遠端學校，與遠端師生交流答疑。日常情況下，遠端教師和七中老師通過網校工作人員保持較為密切的交流。
5、偏遠學校能否適應成都七中教學？
有聲音認為，作為在挑揀生源上占優勢的城市名校，其教學要求和教法并不適合偏遠地區的普通學校。對此，成都七中一名老師告訴澎湃新聞，成都七中的教育方法雖然主要針對本校學生，但方法背后的理念適用范圍是較廣的。“具體到教法，遠端也能在與本部深入交流之后，較快地適應。”該老師說。
“成都七中老師水平確實會比我們縣城的老師要高，他們上課的形式更豐富、知識點講得更透徹、語言更幽默。”曾楷徽告訴澎湃新聞，但差距并不會太大。“（縣里老師）主要是講課拖泥帶水，因為要顧及到班里的所有人都能跟上，對我來說可能就講得太慢了，而七中老師的速度很適合我。”曾楷徽說，具體情況因人而異，比如其所在直播班原本有35人，到高三時僅剩30人，“其他人跟不上，退出了”。
因此，在曾楷徽看來，直播教育只是對一小部分人有用。“倘若以后出現那種速度沒那么快、知識量沒那么多、針對普通學生的直播課程，倒不如跟著自己老師上課了。”曾楷徽說，本校老師能夠和學生實時互動，根據班級情況調解進度，內容更適合本班學生，而不是強制學生去適應直播速度。
祿勸民族實驗中學高二年級直播班學生陳玟元說，高一剛開始時，他很不適應，就像看電視學習一樣，面對著白板，課堂內容容量多，知識點更新速度快，稍不注意一下就過去了。
他的同班同學王藝霖稱，成都七中的題都比較難，一開始時，成都七中的英語課都是全英語，同步直播的老師英語提問，學生英語回答，“一開始我們聽不懂，如果課前不預習的話，根本就跟不上的，現在他們也為了照顧我們，英語課會用中文。”
這種情況催生了祿勸縣的同學對成都七中同學的崇拜。王藝霖說，就像崇拜學霸一樣，他們私下里對成都七中幾個特別的同學都比較關注，“感覺太厲害了，懂的特別多”。
王藝霖也坦言，起初因為課堂沒有提問，只能看直播，對一些疑問記下來，在課后向老師提問，私下里動搖過信心，感覺太辛苦想調整班級，但最終還是堅持了下來。
王藝霖的班主任危秀梅告訴澎湃新聞，她所帶班級從高一至今有3名學生自愿調到普通班，其中兩名是自己感覺跟不上課程要求調整班級。“熬過高一的基本都能適應，到高一下學期就好多了。”危秀梅說。
“網班的質量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遠端老師的配合和努力，因為傳輸到遠端學校的課程相同，但各個遠端學校千差萬別，當地老師如何結合網絡直播課程開展教學是一個大問題。”張東去年曾前往達州和遠端師生交流，遠端老師一直向他強調，當地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不主動，所以不能采取與七中相同的放任式教育方法，而要嚴加管教。
6、遠端教師只是前端教師的“助教”？
四川廣元八二一中學老師陳珩2017年底曾在《新課程·中學》中發表論文，談及該校開設直播班14年的體會。
“直播課堂都是七中老師在講，最多留下后面兩分鐘給遠端老師自行處理。久而久之，一些老師產生了職業倦怠。他們上課前根本不備課，就等著七中老師講；課后習題不愿深鉆，直接給學生發答案。偶爾一節課停電或者斷網，甚至手忙腳亂。”陳珩感慨，以至于本來應該是最優秀的學科教師，久而久之，上不來課，丟掉了作為一個老師最基本的東西。
四川省會東縣和文中學教師陳向國則在2016年的一篇論文中稱，所在學校彼時加入成都七中直播班已有9年。“學生看來，成都七中前端老師才是真正的老師。而和學生朝夕相處的遠端老師，只是一個秩序維護者、前端的助手和助教。”陳向國認為，遠端老師沒有獨自的教學時間和教學權威，無法實施情感的熏陶。
中國青年報在報道中提及，直播班引入一些學校時，遇到過老師撕書抗議，“有些老師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極應對”。
但事情也有另外一面。“老師們的眼界也高了。”甘洛中學上述老師告訴澎湃新聞，通過七中老師的上課演示，只要自己不偷懶，老師也會有很大進步，“畢竟平臺不一樣”。
四川邛崍二中在6年前開設直播班后，“本校老師的工作量根本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很多”。該校一名老師介紹，本校老師上課時也站在旁邊聽直播，或者插空做一些輔導、答疑，課外則要做很多事情：包括給學生講解沒聽懂的題，批改成都七中發來的課后作業，拿到成都七中老師發來的課件后，也得提前備課。
該老師稱，本校老師帶直播班，潛移默化中也受到影響，“會不斷學習，改進教學方式”。“我們學校直播班都是一些中青年老師，一來要有經驗，二來對電腦操作比較熟悉、對新事物接受得快。”
成都七中老師張東認為，教育有兩個層面，一方面是教，另一方面是育。“直播課堂最多只能把教的部分傳遞給遠方，而育的部分更多還是存在于日常師生的互動之中，這部分仍需遠端老師來完成。”
“成都七中的高三周六也上課，人家上課我們不可能停下，得完全跟上他們的節奏。我帶的2018屆直播班，可以說每月只休息1天，一點也不夸張。”曹映芬說，從親身經歷來看，直播班的教師工作量是普通班的一倍多。“僅上課時間來做比較，高中三年網絡班比普通班的上課時間多三個月。”
對于直播班，曹映芬稱，起初也有教師不理解，但派遣工作后基本也都能接受，因為教師緊缺，直播班教師還會兼任普通班任課老師。
7、“屏幕”能否改變命運？
開設直播班的成都七中東方聞道網校負責人王紅接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稱，16年來，7.2萬名學生跟隨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數成功考取了本科。
有專家質疑，這究竟是在線教育的功勞，還是國家實施扶貧定向招生計劃的功勞？究竟是“在線教育”的成功，還是狠抓“應試教育”的成功？這些尚存疑問。
畢業于四川巴中某農村學校直播班的一名學生說，“成都七中的試題和老師的教導”對處在貧困地區的網校學生考上大學起著“十分大的作用”。“成都七中的老師和同學讓我們了解了大城市的魅力和外面世界的多變，很感謝。”
“七中學生很強，比起他們，我們真的很菜，但是，差距在三年中不斷縮小，雖然沒辦法達到持平，但小了太多。”一名畢業于云南祿勸一中直播班、現就讀于云南大學的學生稱，直播班對他們幫助很大，比如英語課由外教全英文教學，大家剛開始不適應，但習慣后，“聽力考試會變得容易”。
部分學生認為，“屏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但在成都七中的老師看來，“改變遠端學生的不只是屏幕，更是屏幕那頭展現出來的希望”。“每個學生心中都有求知之火，七中能做的是盡力讓它發光。網校不僅提高了遠端學生的成績，還為遠端和本部的老師打開了交流與進步的窗口，更重要的是，讓遠端一部分比較迷茫的同學找到方向。”成都七中一名參與直播教學的老師說。
“可以這么說，1982年還是1983年考了一個北大，1988年考了一個清華，這兩個考了之后整個祿勸縣再沒有出現考取清華北大的，最近的就是2018屆網絡班的兩個。”曹映芬說到此處帶著自豪感，稱就像國家層面的科學家盼望著諾貝爾獎，他們底層的教育者期盼著每年有自己的學生被北大、清華錄取。
祿勸一中副校長吳飛稱，2018年被北大、清華錄取的兩名學生被納入2018年貧困地區的國家專項計劃。“被清華大學錄取的學生，當年入讀該校時，在錄取的480人中，屬于中間水平。”曹映芬介紹，像已畢業的2018屆網2班，高三上學期期末考試當中，考試總平均分比最好的普通班高出整整150分，實際在當初高一錄取時，總平均分高不了這么多。
8、“直播”教育的作用是否被夸張？
“貧困落后地區辦學條件、師資力量有限，利用網絡技術優勢把優質教育資源讓貧困地區的學生共享，這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浙江師范大學田家炳教科院院長眭依凡告訴澎湃新聞。
但在他看來，教育還應包括文化影響，而文化要有現場感，直播教育在這方面作用有限。“孩子們能和德才兼備的優秀老師，面對面、近距離地交流溝通，這不可或缺。”眭依凡認為，最終仍要提高所有老師的專業水平以及熱愛教育、熱愛學生的道德人格。“所有的老師都達到德才兼備的高水平，就不存在教育資源不平衡了。”眭依凡認為，直播教育為部分學生提供了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但并不能完全解決教育資源不均衡問題。
“直播課程讓更多學生享受優質教育，這個出發點是好的，從報道的情況來看，也的確提高了學生成績。”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談松華稱，可在一定范圍內進行“直播教育”探索。
同眭依凡一樣，談松華認為，要注意用優質教育資源去培訓貧困地區教師，進而影響學生。“如果沒有教師水平的提高，僅僅靠學生直接去接受優質教育資源，最終可能只對一部分學習成績比較好、基礎比較好的學生有用，但不會產生大面積影響。”
“通過資源的匯聚來培養清華北大學生，這是很多國內中學的招生噱頭，但資源匯聚是不值得倡導的。”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余勝泉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稱，公司化運營將輸出學校和接受學校在制度上協調了起來，這是“最有意義的”創新點，但教育不均衡的問題非常復雜，這種將“資源匯聚給一部分學生”，實際上非但沒有改變教育不均衡，或會造成另一種“不均衡”。
“只培養最優秀的那部分學生，不是解決教育均衡的方式，而是就近入學，能將片區內的學生都培養出來，這才是教育均衡。”在余勝泉看來，真正要實現教育均衡、教育公平，還是要回到政府均衡辦學。
余勝泉說，信息技術未來真正運用于教學，關鍵不是直播，而是把技術作為認知工具，培養學生對知識體系的建構、對知識進行變換，讓他了解這個領域的學科，不僅是獲得知識，更重要是體驗獲得知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了解必備的知識，形成核心素養。
“當然不能否認‘直播班’的益處，只是沒有說的那么夸張的效果，更沒有解決教育不均衡的問題。”余勝泉稱，直播教育只能是傳統教育有益的補充，但不可能取代傳統教育，或者成為主流的教育形態。“因為人不能光學習知識，還有能力、素養，這都是教育的重要內容。”
